也有抑制投资增长的因素，主要与房市股市变化和城市建设规模、速度等相联系。
世界银行发布的报告佐证着上述判断：中国经济增长已经处于一个更加可持续的速度，依然保持强劲势头。截至２００８年６月２４日，中国Ａ股、Ｂ股市场共拥有上市公司１６６１家，总市值２１．９２万亿元。
近年来，一系列旨在加强基础性制度建设、改善市场质量和结构，以及提高市场效率的重要改革，取得积极成效。虽然一系列市场化改革的实施使市场化资源配置功能得到很大改善，但资本约束机制并未真正形成，市场效率仍有待进一步提高。在沪深股市的震荡下行中，对股市的议论渐渐多了起来，其中不乏担心和指责的声音。经济增速虽可能会有所放缓，但渐趋稳定。中国股市，在改革中经受洗礼，在发展中得到锤炼。
面对当前股市的表现，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往往是，我们的宏观经济运行是不是出了问题？对股市的影响到底有多大？ 方方面面的情况，摆在每个人的面前－－ 美国次贷危机蔓延、国际油价飞涨、世界经济放缓、新兴市场国家金融风险加大…… 国内严重自然灾害、经济周期出现的变化、通胀压力依然较大…… ２００８年，即将迎来北京奥运会和改革开放３０周年的中国，在国民经济的发展上正经受着一场前所未有的考验。‘大小非解禁可能是中国证券市场所必须经历的阵痛过程。增长不仅成为官方与民间的一种隐性契约，也成为中国官僚系统头上一道紧箍的精神魔咒。
从概率上讲，任何经济体都会遇到经济危机。在1990年代中期之后，在世界各地(包括中国在内)的招商引资活动中出现得最频繁的，就是中国的官员。有人将本次通胀归结为境外输入型，意思是说，中国的通胀主要是由于国际市场诸如石油等大宗商品的暴涨所引发的。所有这一切，都让那些在全球范围内寻求价格及环境套利的国际资本欣喜若狂。
社会分化，不仅仅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结果，更是其条件。难怪有人说，在中国抢土地抢生态不仅风险极小，而且收益极大，比抢银行要合算得多。
中国经济在2007年所发生的种种诡异症状，其实就是这个债务洪峰即将到来的明确信号。在这样一种经济增长中，投资焉有不高之理、消费焉有不低之理？中国民间对经济增长的逐渐祛魅向执政者发出了一个警告：作为政府合法性金字招牌的高速增长可能正在迅速褪色。中国的精英们确信：只要凭借过去30年奠定的体制基础并在这个体制基础上小心翼翼地调整和应对，中国就能像过去的30年一样，将经济增长的神话再延续30年，乃至更久。很多人都将中国的投资吸引力归结为所谓劳动力价格的低廉，这其实是一种严重的误导。
在中国经济增长一路凯歌的表象之下，还有一个比环境的破坏、资源的消耗隐匿得更深的成本，那就是社会分裂的成本。不过，经济增长作为一种民间与官方共享的意识形态，实际上暗含了这样一种协定，那就是：经济增长必定可以带来普遍而且相对平均的福利改进。然而，它的另一面则是人民权利的极端矮化和萎缩。当成本开始释放 对于2007年至今这场让人措手不及的通胀，中国经济学家做出的解释已经连篇累牍，但其历史本质，则是长期被隐匿的高增长成本开始逐渐释放的结果，是长期被压抑着的要素、资源、环境等价格从最底线开始反弹的结果。
事实上，将各种资源及要素价格尽可能地压低至极限以吸引投资(唯一没有被压低的可能是腐败成本)，正是19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经济超速增长的关键密码。而当中国的产能日长夜大，国内的基础原材料及能源远远不足以满足需求的时候，为了维持这个巨大产能，中国就只能向全球购买，从而引发大宗商品价格暴涨。
而当它作为一种压倒性的政治任务和政治录用标准时，经济增长就可能被中国各级官僚系统推向极端并成为获取政绩的统计数据。而且，目前的上涨可能也仅仅只是能够维持劳动力的简单再生产，而环保、资源价格的上升对弥补已经造成的环境破坏和支持可持续发展则是杯水车薪。
当中国巨大产能所需要的基础原材料及能源，还可以在国内满足的时候，中国可以通过政府力量强行压低要素、资源、环保等价格，维持商品的低价输出，这就是本世纪初，中国向全球输出通缩的真相(所谓中国卖什么，什么就跌)。30年之后，中国似乎出现了一种奇异的格局：在积累了巨大的对外债权(巨额外汇储备)的同时却也积累了天文数字般的对内债务。低廉的劳动力价格，实际上也是在政府与企业的合谋之下形成的。所以重要的不是我们是否会遇到危机，而是我们在遇到危机的时候，社会是否团结，人民是否能够共度时艰。而在南方，一向被视为中国最具活力的制造业开始出现大规模倒闭风潮。这是中国改革从未明言但却不断向全体人民暗示着的一个中国梦。
很多人可能无法理解缘何日本可以历经十多年的经济停滞不至于土崩瓦解，而社会却一片祥和，其中原因并不神秘：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日本的财富分配非常平衡。进入90年代的中国快速转变成一个彻底的世俗国家，经济增长变成这个世俗国家最新的意识形态。
在石油方面，随着中国石油进口的大幅提升，世界原油价格开始了一轮令人惊叹的牛市。国外的人力价格、资源价格、环保标准远远超过中国，其成本自然也要远远高于中国，政府既然没有能力像压低国内价格一样压低国际市场的价格，大概就只能忍受通胀之苦了。
中国的最高领导者们有充足的理由对2007年岁末的中国经济形势表示疑惑。在2007年，原因不详的流动性泛滥、民怨沸腾的房地产市场都久治不愈。
而对于经历了1980年代末的种种事件风波的中国来说，尤其如此。人们似乎渐渐明白，中国的高增长实际是这样一个怪诞的组合，即：高污染、高消耗、高剥夺，而它的另外一副面孔则是低工资、低福利、低保障、低消费以及急速扩大的贫富悬殊。很显然，中国愈演愈烈的通胀绝非短期因素或一般的周期性因素所引发，而是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一个必然后果，是中国经济早就应该付出的成本。如果说以掠夺自然资源和环境为条件的经济增长，还可以通过获得其他国家的资源勉力维持的话，那么以剥夺内部人民为条件的经济增长则肯定会遇到重大挫折。
中国这种建立在高消耗基础上的高增长模式，引发全球基础原材料及能源价格暴涨实际上只是时间问题过去半个多世纪，美国政府奉行长期的赤字财政政策，这才是美元长期贬值和疲软的根本原因所在。
（2）中国抬高出口商品价格，当然会促使人们向其他市场寻求替代品，但是应该可以放心的是，这类需求的数量是如此巨大，它转向任何地区，该地区的物价都将被迅即抬高——短时间（例如半年）内尤其如此，真正的竞争优势将会在尘埃落定后再次回归中国。一些真诚的经济学家相信，高油价的泡沫终归会破灭、美国的加息周期也将快来临，届时我们死撑硬抗对付通胀的日子将会过去，我们的前途仍将一片光明。
他们固执而可怜地认为，经济出了问题，毛病一定出在经济体内部。经济走势的下一步将如何发展，这是举世关心的问题。
我们之所以未能让人民币升值一步到位，是因为我们承受不了相应后果。根据主流经济理论，通货膨胀是一种货币现象，其全部和最终根源都可归结为流动性过剩，而治理通胀的全部武器在主流理论那里也是现成的，即：加息、本币对外升值和提高银行存款准备金率。易言之，我们可以通过有针对性地取消出口退税、并且对资源性和高耗能产品征收高额出口关税的办法，来直接抬高出口商品价格（该手段与汇率升值在后果上是等价的，但实际效果更好，因为汇率的后果是一刀切地对所有出口都具有抑制作用，而税收手段却具有针对性，因而更灵活）。此次危机一旦过去，由于美元已经彻底失去信誉，如果我们能不失时机地放开人民币的自由兑换（这与放弃外汇管制根本不是一回事），港澳甚至台湾地区都有可能首先放弃美元而采用人民币。
简言之，根本不存在自然的经济过程，决策者对经济的调控都必然左右着经济走向——当然，经济走向并不必然服从决策者的意志，尤其当决策失误，经济列车翻侧掉入阴沟的事例也是屡见不鲜的。但我们的经济学家不了解的是：外汇汇率作为一种价格，它是交易的结果。
凯恩斯因此建议，必须用政府的赤字财政去填补储蓄造成的需求缺口，从而避免有效需求不足引发的经济衰退（凯氏理论当然是错误的，此处且放过不提）。仅石油补贴一项，如果按今年4、5月份数据计算，2008年全年补贴将超过一千亿元人民币。
（3）由于大幅减息，一方面，国内多数企业将有可能获得生存或转型的机会。第二阶段，当这膨胀起来的货币量积聚到一定规模的时候，市场的价格水平会在某个看似偶然的因素的刺激下整体性上涨。